(通讯员 秦丹丹、李春柳）5月29日晚，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郭建斌教授做客我校“狮子山传播学讲坛”，作了题为“传媒与乡村：西方发展传播理论与‘中国式’发展之间的张力”的云端学术讲座。讲座持续约两小时有余，吸引了校内外近300名师生在线聆听，文法学院广告与传播系主任乔同舟副教授担任主持。

讲座伊始，郭建斌教授先简要回顾了“发展传播学”这一理论，并对它的传统路径和新路径进行比较和总结，指出该理论经历了由关注个体变革转向关注社会变革、由自上而下的扩散模式转向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由国家主导转向社区自主的变化过程。但无论如何变化，发展传播学都强调传播和媒体在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紧接着，郭建斌教授开始引入三个案例，审视当代中国“传媒与乡村”的关系。“独乡”是郭建斌教授介绍的第一个案例，“独乡”即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是郭教授博士论文《独乡电视》诞生的地方，也是他20多年来持续观察和研究的对象。郭建斌教授使用了多张照片，结合讲解，从交通、居住环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四个方面，展示了该地20余年的发展变化——经济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同时，精神危机却日益严重。他联系自己所做的相关研究，指出：“独乡”的社会发展更多是政府主导的，而传媒内容并未直接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推力。由此追问：西方发展传播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式”发展吗？

随后，郭建斌教授又列出了第二个研究案例：他和团队于1999年、2015年、2017年三次对同一样本的追踪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媒介对于个人观念现代化的促进极为有限。这似乎也说明了传媒与乡村的发展并没太大关系。但，果真如此吗？

看着讨论区的疑惑和问题，郭建斌教授又引入了第三个研究案例：作为拓展个案的贵州省盖宝村，并连线正在该村做调研的团队成员姚静老师介绍相关情况。原来，该村利用“快手”这一短视频平台实现了整村脱贫，进而又成为包括央视、新华社等媒体关注的“网红村”。与前面两个案例不同，盖宝村的发展说明了新媒体在推动乡村发展中的潜力，其中精英的主体性与文化自觉，媒体循环与互激是重要因素。在介绍该案例的过程中，郭教授还援引“拓展个案法”提出者麦克·布洛维的理念“我们的研究从自己喜欢的理论开始，但并不是要寻找证据来支撑我们的理论，而是要寻找反证来深化我们的理论。”，来强调反思和重建之于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

通过对三个案例的分析，郭建斌教授认为，我们“并非是要否定西方发展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而是要思考，从中国实践出发可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以及在理论上做出怎样的新回答”，并特别强调“我们不要被理论牵着鼻子走，而要从现象着手，发现问题，这也是以往发展传播学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讲座尾声，师生就民族志研究中现象与理论的关系、不同个案的关系、研究者的立场等问题和郭建斌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郭建斌教授在案例讲解中透露的极其艰辛的田野调查经历，也让听众们感念不已。主持人乔同舟副教授表示，郭教授是一位“贴地行走”的学者，他的人文情怀、反思精神和行动力都值得每一位学人学习，他今天的讲座也许会“劝退”一部分人，但会激励更多有志于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学者加入其中。

审核人：乔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