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4月24日下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做客我校狮子山社会学讲坛，作了题为“决策规则为何变化”的空中学术讲座。本次学术讲座由社会学学科带头人钟涨宝教授主持，文法学院百余名师生在线聆听并进行了互动交流。

南湖新闻网讯（通讯员 李娜、周娟）4月24日下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做客我校狮子山社会学讲坛，作了题为“决策规则为何变化”的空中学术讲座。本次学术讲座由社会学学科带头人钟涨宝教授主持，文法学院百余名师生在线聆听并进行了互动交流。

张静教授从一个经典社会学问题讲起：一般认为随着国家权力下延或城市化、产业化发展，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或庇护体制随之瓦解。然而，在广东省下围村，既没有发生精英迁移，也没有官僚化，更不是国家推动，但庇护体制却已瓦解。这种变化因何发生？为何这种改变是重要的？

通过梳理广东省下围村从上访村到文明村的转变过程，张静教授阐释了下围村决策规则发生了何种变化及为何发生这种变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下围村对征地拆迁、物业出租、工程承包、收益分配等各个环节的质疑就不断出现，问题逐渐积累发展为干群对抗、冲突不断，村庄资产无法顺利经营，后来甚至演变为两个派系争夺公共资源控制权的拉锯战。为了解决下围村的问题，乡镇政府两次安排代职书记，但皆因“外来者无法掌控”无果而终。下围村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破坏性走向建设性?用什么机制协调全体村民达成一致?如何改变现有的组织结构?

张静教授分析指出：下围村的变化发生在2014年。这一年，郭庆东当选为村主任，希望开启村庄资产的承包和出租业务。在其律师同学建议下，采取自我放权，通过合意合约决策。于是，下围村成立了村民议事会，讨论村发展规划、议事章程修订、经济项目立项及承包方案、大额资金使用分配以及村民关切的其他事项。然而，此种议事规则，起初面临诸多问题，如：剥夺他人发言权，打击他人，垄断信息，派系掌控局面，私下联盟，等等。为应对这些问题，郭庆东主导推出了“足球比赛罚下”制度：对不当行为发牌警示，累计被举两次黄牌或一次红牌的代表，暂停一次表决权和议事权。随后，村民代表行为发生改变，即从“桌下议事”到“桌面议事”、从他律为主到自我约束、从打骂抗争到说服与据理力争。由此而形成的决策随之具有权威性，并且史无前例地得以顺利实施。

张静教授指出，下围村的治理决策规则发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通过庇护关系获得公共资源的难度加大；二是从内外有别、庇护等级，变为一人一票、权责平等；三是通过个人忠诚形成互惠同盟的动力减弱，庇护关系作用失去、结构瓦解；四是基于个人关系的宗堂权力结构被公共投票机制所取代。总之，下围村的人和事都没变，但新规则建立起来了，结果则大不相同。

那么，下围村宗堂权力结构为何会瓦解呢？她指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下围村的宗堂权力结构不可避免地受到新环境的冲击：一是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二是经济要素价值发生重大变化，即村庄公共资产盈利价值远超过原先的使用价值；三是政府改造发展基金需要村民意见协调一致，否则资金收回。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下围村的宗堂权力结构及其决策规则发生了上述变化。

张静教授指出，从下围村的实践可以看出，解决经济问题实际上离不开政治选择和组织改进，这一改进的动力来自村民自己解决问题的需要，而非国家。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中土地房产等要素价值的变化，是推动改变的经济动力。

基于下围村的案例分析，张静教授回应了自主治理、社会资本以及现代议事制度产生等理论问题。她指出：无论中外，人们面临的问题相似，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是规则更新的首要动力来源。社会资本不一定是制度改进的前提，相反是制度改进的结果；不信任和分裂倒是催生新制度的条件。如果不能超越具体利害，建立解决问题的新规则，分裂完全可能陷入持续的权争，而不是产生现代议事制度。新规则的建立非常关键，并非所有的冲突都能产生建设性结果，但朝向文明的进步应包含原则和规则的进步。

讲座尾声，与会师生纷纷围绕决策规则为何变化等问题与张静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在总结发言中，钟涨宝教授表示，张静教授围绕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的演变过程分享了她的新发现。这场生动的学术报告，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启发性，而且也为广大师生从经典社会学命题中提炼研究问题、开展学理分析提供了范例。

（审核人：罗峰）